林峥｜公园作为民国北京的文化空间

最近流行“公园20分钟”理论，据说，每天只要在公园待上短短的20分钟，人的心情就会更愉悦、精神更集中、创造力也更蓬勃。其实，早在一百多年前，梁启超就做过惊人之语：“一日不到公园，则精神昏浊，理想污下。”这岂不是公园20分钟理论的振聋发聩版？

现代公园肇始于晚清和民国，是的，不仅我们爱逛公园，当时的普通市民、新文人、新女性，都爱逛公园，公园是民国北京最重要的公共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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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园北京：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（1860-1937）》

林峥著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
中央公园：

新文人的茶座

1921年4月29日，北大教授胡适在日记中写下：“下午，与章洛声到公园走走，我有七日不到公园了。”这是他因病休养，七天没去逛中央公园（如今的北京中山公园），都值得在日记里专门写上一笔，可见胡适平日里去公园的频繁程度。还有一次，他与李大钊约在中央公园见面，“公园游人多极了，守常（李大钊的字）来寻我。竟寻不着。我等到十点，才回来”。

1925年，年轻的女作家石评梅将英年早逝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葬在陶然亭，在造型宛如剑芒的白玉墓碑上刻下他的诗句：“我是宝剑，我是火花，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三年后她郁郁而终，友人遵其遗愿将她与高并葬，立碑“春风青冢”。

陶然亭高君宇墓

1927年，刚到北京不久、投考大学失败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发表了一篇小说《老实人》，主人公是一位自卑又自尊的边缘“北漂”男青年自宽君，他在北海公园里邂逅了两位引人瞩目的女学生，并惊喜地发现她们竟然是自己的女读者，于是一路尾随，不想搭讪不成，还被巡警当作流氓抓了起来。

这三个小故事，折射了公园在民国北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中的重要性，对于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、不同政治、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人群，社交、休闲、革命与恋爱……公园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最近流行“公园20分钟”理论，据说，每天只要在公园待上短短的20分钟，人的心情就会更愉悦、精神更集中、创造力也更蓬勃。其实，早在一百多年前，梁启超就做过惊人之语：“一日不到公园，则精神昏浊，理想污下。”这岂不是公园20分钟理论的振聋发聩版？

梁启超是1904年在纽约参观中央公园之后，深受震撼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清末民初，有一批最早走出国门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士大夫，都与梁启超有同感，他们发现，公园，是一个现代都市的象征，是培养身心健康的现代公民的最佳场所。1906年，“五大臣”之中的端方、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，向光绪、慈禧上奏欧美各国的“导民善法”，总结为四件事：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万牲园（即动物园）和公园。于是，1907年，清政府创建了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，万牲园，也就是现在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。民国取代清室之后，为了打造一个现代的首都，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，就是公园开放运动，民国政府有意识地将一系列清朝的皇家园林坛庙，比如社稷坛、三海（包括北海、中海和南海）、景山、天坛、地坛、颐和园等，先后改造为公园，向市民开放。

这些公园的风景情致是中式的，但内在精神又是极其现代的，民国的公园注重启蒙、教化的功能，公园里普遍设有图书馆、讲演厅、陈列所、博物馆、音乐堂、体育场这些现代文体设施。比如现在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部，就是1931年在北海公园开设的国立北平图书馆，据当时人的回忆，里面的设备非常现代，有自动饮水龙头，洗手间的玻璃都是单向可视的，比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。

每个公园还各有特色，比如在体育方面，除了公共体育场之外，北海有得天独厚的大片湖景，夏天可泛舟，冬天可溜冰，因此北海每年都会举行化妆溜冰大会，第一届化妆溜冰大会，有人扮成老北京涮羊肉的铜火锅，有人扮成白菜，可以说是cosplay界的鼻祖。而中央公园的定位则偏精英、小众化，有一个会所制的高级健身俱乐部“行健会”，还有台球房、地球房（即保龄球房）、网球场、高尔夫球场等各种设施，蔚为大观。

1926年北海首届化妆溜冰大会

民国北京的公园多设有茶座，比如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、长美轩、上林春，北海的漪澜堂、濠濮间、五龙亭等。来今雨轩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茶座，名流云集。其名菜冬菜包子（也叫霉干菜包子）相传是鲁迅的心头好，根据学生许钦文的回忆，鲁迅曾约他到来今雨轩喝茶，点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，自己拿了一个，剩下的都推到许钦文面前，微笑着说：“这里的包子，可以吃；我一个就够了，钦文，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！”现在来今雨轩重新整修之后，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地，冬菜包子也重出江湖。

文人们聚集在茶座，在这里休闲、社交、创作、讨论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。在这一点上和19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很像，当时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备有最新的报纸和书籍，文学青年们可以随时得到第一手的资料。

胡适、鲁迅等人经常出入中央公园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中央公园“地当九衢之中”，位于北京的中心地带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多任职于政府或高校，基本上都住在内城中心。比如胡适归国以后应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教，先落脚于南池子缎库胡同，1920年6月起搬到北大周边（当时的北大位于沙滩红楼）的钟鼓寺胡同十四号，无论从家或学校到中央公园都是步行可及的距离。这才有他七天不到公园，都要在日记中感叹一番。胡适常和友人赴长美轩或来今雨轩吃饭，喝茶，兴起时再同去行健会打球，有时甚至夜深才归——当时的公园营业到很晚。1920年代，胡适、徐志摩以及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大部分是英美留学背景的，比如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、包括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、陆小曼和她当时的先生王庚，也有周作人，每隔半个月，周末就会在来今雨轩聚餐，实行AA制。这个聚餐会后来发展成新月社，产生了最重要的白话诗流派之一——新月派；也奠定了1930年代京派在来今雨轩的《大公报》副刊茶会的雏形。

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同住在八道湾老宅时，常赴公园喝茶，有时还顺道游赏故宫。1924年春，鲁迅因兄弟失和，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号。根据鲁迅日记，1924-1926年间，鲁迅每周五上午在女师大讲课，下午在北大讲课，通常在课程结束之后独自去公园喝茶、用餐、看报。从北大下课后，到中央公园休息一下，去教育部办公，再回家，是一条非常顺的路线。直到1926年7-8月间鲁迅离京前夕，一个多月时间，他基本每天下午都从家前往公园与齐寿山合作翻译德文版《小约翰》。

北海公园：

新青年的天堂

胡适、鲁迅这样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偏爱中央公园，而北海则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。文章开头谈到的《老实人》，其实带有自传色彩，原型就是沈从文自己。

现在大家印象中的沈从文，是《边城》的作者，非常平和、从容的大作家。但1924年，沈从文刚从家乡湘西来到北京的时候，还是一个有点莽气的边缘北漂，他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感召，来到北京，想继续深造，却没有考上任何一所大学。这时候，他的表弟黄村生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，帮他找了住处，让他从最开始住的南城的会馆，搬到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公寓，“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，减少一点寂寞”。

为什么找沙滩一带呢？沙滩即沙滩红楼，是当年北大的所在地，就在故宫旁边。这里本来是皇城中心，民国之后皇城封闭的格局被打开，开辟了各式各样的公园、博物馆，包括中央公园（社稷坛）、和平公园（太庙）、景山、北海、中南海、故宫博物院等等，成为民国以来兴起的新文化中心。五四时期的北大由蔡元培任校长，主张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，当时的北大是没有门禁的，欢迎大量的旁听生，所以除了正式的学生以外，这片区域吸引了大量有志于新文化的新青年，他们就住在沙滩附近大大小小的公寓里，这些公寓后来出了不少新文学的作家，比如沈从文、丁玲、胡也频、焦菊隐、蹇先艾、朱湘、刘梦苇等等。

这片区域，特别符合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一个理念——“美育”，就是通过音乐、美术、文学等给人一种美的熏陶，培养人的审美。蔡元培认为，美育的基础在学校，而美育的推行，最终要落实到都市的美化，但现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基础，只有公园能实现。这一片原来由皇城中心发展成的新文化中心，特别是其中的北海公园，正是体现了蔡元培美育理想的典型，是一个美育的乌托邦。沈从文作为北大旁听生，就是蔡元培美育理念的忠实信徒，他的成长也深深得益于北海的美育氛围。沈从文很喜欢北海，早在1925年8月15日就发表了一篇小说《到北海去》，而北海在同年8月1日才刚开放。

《老实人》里写到自宽君去北海，除了看人（尤其是女学生）以外，还为了去看书。“北海的图书馆阅览室中，每天照例有一个坐位上有近乎‘革命家式’的平常人物，便是自宽君。”这个图书馆阅览室，应该是1926年在北海落成的北京图书馆。北海里先后设立了多个图书馆，对于当时渴求新知识、新文化的青年有很重要的意义。比如沈从文自己就深深受益于公共图书馆，根据他的回忆，到京后最初住在酉西会馆的那段时期内，他由于报考大学失败，不再作升学打算，代以每日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自学，许多新旧杂书都是在这阶段读到的。而迁到沙滩一带的公寓后，想必沈从文也是同小说的主人公一样，每天到藏书更为丰富、也更为权威的北京图书馆报到。这种习惯即使到他成名后也未曾改变，巴金在回忆沈从文时就谈到：“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，我们经常去这两处。”这种在公共图书馆阅读、自学的经历，为沈从文这样一个没有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小镇青年，日后成长为知名的新文学作家，打下了最初的基础。

当时像沈从文这样把北海当作精神乌托邦的青年有很多。比如跟沈从文关系很好的一些年轻诗人，蹇先艾、朱湘、刘梦苇、饶梦侃，包括闻一多，都很喜欢北海。暑假里，他们常在北海的濠濮间聚会，有时也在闻一多的公寓中，讨论诗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有了新格律诗派的诞生。

可以看到，北海成为了新青年们的天堂。五四新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狂飙突进的新青年，是都市之花，和梦境一般浪漫的北海特别契合。尤其是独立自信、身心健康的“新女性”，成为民国北海最佳的代言人，体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、都市主义的美。

1940年代北海骑车的时髦女郎

比如沈从文小说中“老实人”自宽君追逐两位女学生的小闹剧，其实不是一个低俗的痴汉故事，而是因为两位女学生象征着知识与美，同时也与她们所最契合的环境——优美如诗的北海一般，象征着自宽君所渴望进入、但又被拒绝的那个现代空间与文化秩序。因为在当时，北海就像一个奢侈品，不仅是门票的问题，更是一种品味的区隔。《老实人》里，沈从文就写自宽君以前不敢在北海的五龙亭吃东西，只有当天气转凉游人稀少时，才“大胆独自据了一张桌子用他的中饭晚饭了。因所吃的并不比普通馆子为贵，自宽君便把上午十二点钟那一次返寓的午餐全改作在这地方来吃。”餐费并不昂贵然而自宽君平时不敢光临的缘故，在于自惭形秽自身的装束、地位。

不要说自宽君，北大教授朱光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说相较于北海，他更喜欢去逛平民化的后门大街。“这并非北海对于我没有意味，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，但是北海对于我终于是一种奢侈，好比乡下姑娘的唯一一件的漂亮衣，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。”为什么呢？一个是进北海要买门票，一个是“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，个个是衣裳楚楚，油头滑面的。你头发没有梳，胡子没有光，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，‘囚首垢面而谈诗书’，已经是大不韪，何况逛公园？”

虽然小说里的自宽君没有进入新文化的权力空间，小说外的沈从文却进入了。等到1930年代，沈从文己成为著名作家、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的主编以后，定期邀请在《文艺副刊》上崭露头角的新秀作者们到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，或者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。当时的文学青年回忆，沈从文在聚会时，从来不摆导师或主编的架子，而像一个大朋友，给年轻人创造一个自由平等交流的平台。比如还是燕京大学大三学生的萧乾，就是因为投稿给沈从文，经由沈从文的引荐，被邀请到林徽因大名鼎鼎的客厅，由此进入了京派的核心圈，成为林徽因“太太的客厅”、朱光潜慈慧殿的读诗会、以及沈从文来今雨轩茶会的常客，最后又被沈从文推荐为《大公报》副刊新的主编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重建北平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。1948年，沈从文发表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》，借苏格拉底之口，天马行空地畅想应该如何重建北平，提出“美育重造政治”，其实是遥远地向蔡元培致敬。沈从文把整个北平看作一个大花园，而北海占据了这个乌托邦蓝图的中心。他设计在北平图书馆附近，面朝北海，建造一栋恢弘的文化宿舍；同时，在北海面前的草坪上打造六组白石青铜群雕和一个高十多米的华表，六组群雕分别代表着文学、艺术、戏剧、音乐、建筑、和电影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，华表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歇斯底里中挣扎，最后被这六个群雕中的人们解放出来。由此可见在沈从文的理解中，美育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关键，同时也可以看到北海对沈从文这样一个文学青年一辈子的影响，成为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精神原乡。

陶然亭公园：

新女性的爱冢

故事里的自宽君追逐女学生不成，故事外的沈从文最终追求到了女学生中的校花张兆和，并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。民国时期，在公园约会、订婚、结婚是一种新时髦，比如沈从文的好友徐志摩，也是在北海与陆小曼订婚，证婚人梁启超对新人那番严厉的训诫，“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”，“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”，就发生在北海。

而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，与太太杨步伟的定情则是在中央公园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选择不办婚礼，而是在中央公园格言亭合影，寄给所有的亲友，并且谢绝一切贺礼，除了信函、文学或音乐作品之外。这在当时是打破传统婚姻、包括旧式婚礼的石破天惊的创举，第二天《晨报》就以“新人物之新式婚姻”报道了他们的“婚礼”。

1921年赵元任、杨步伟于中央公园的新式婚礼

新女性、新公园、新式婚恋，在民国期间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，他们都属于新文化的脉络。其实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，花园本来就与女性、情欲有微妙的联结，才子佳人，墙头马上，后花园私会、定情形成一定的模式，花园是介于封闭与开放、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空间，是秩序严明的等级空间中的裂隙，对于足不出户的崔莺莺、杜丽娘而言，已经象征了自我的觉醒、情欲的觉醒。

民国之后，旧式礼教在逐渐松动，女性开始步出家庭的方寸之地。而随着民国时期公园的次第开放，公园代表了文明、卫生、民国价值和秩序，且公园中设立警察维持风纪，能为女性提供一处相对安全有序的港湾。与此同时，值此新旧过渡之际，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日益受到批判，社交公开、婚恋自由的呼声日涨，青年男女需要可以公开社交、但又不涉猥亵的场所，公园既开放又私密的特质，令青年男女既能够光明正大地交往，又保留一定的私人空间，是约会的首选。从后花园到公园，花园与女性的故事，在民国时期有了新的传奇。

比如北师大的前身，女高师（全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后又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，亦即“女师大”）出身的五四女作家庐隐、石评梅、冯沅君等，她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了本土高等教育的新女性的代表。公园在她们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中占据关键的位置。与冰心齐名的庐隐在女高师时期有三个好闺蜜，即《海滨故人》中的“四公子”原型，她们常常穿着自己设计的一套制服，浅灰色罩衫配黑绸裙，裙子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缎花边，一起去中央公园、北海公园或陶然亭联袂出行，想必是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。而毕业之后，庐隐与石评梅也常在公园狂歌纵饮。她们的爱情故事也发生在公园，公园见证、推动了她们的爱情，她们的小说中大部分关于爱情主题的场景都发生在京城的各大公园。

石评梅最为典型，她与高君宇和陶然亭的渊源就是由她亲手建构起来的。高君宇和石评梅的故事，在五四时期极具代表性，可以说是新青年与新女性、革命与恋爱的相遇。高君宇短暂的一生，浓缩了五四青年的轨迹，他是北大学生，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，在协助孙中山促成国民会议时，因病辞世。他生前很喜欢陶然亭，经常与革命同志在陶然亭进行地下工作，也会与石评梅来此散步。而石评梅作为高君宇爱慕的对象，是五四新女性的典型。她是女高师的第一届毕业生，亲历了五四运动，茅盾对她的好友庐隐的评价，也适用于石评梅，她们都是“五四的女儿”。

石评梅的故事之所以有意思，是因为虽然隔了一百年，但她的身上折射出很多我们今天还在讨论的议题。比如，女性独立的问题，自由恋爱的问题，新女性旧女性的问题。在高君宇生前，石评梅曾多次拒绝他的追求，但在高君宇死后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高君宇的爱，为他写了大量纪念文章，去陶然亭祭奠他，并在短短三年之内，迅速地衰老、死去，简直是一场有意识的殉情。她死后，她的朋友们又把她和高君宇葬在一起，并继续纪念他们，比如庐隐为他们创作长篇小说《象牙戒指》，其中总结石评梅：“我以矛盾而生，矛盾至死”。这个矛盾背后，是一代新旧过渡时期的中国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挣扎求索。石评梅自己写过一段话：“我们又是在这种新旧嬗替时代，可怜我们便作了制度下的牺牲者。心上插着利剑，剑头上一面是情，一面是理，一直任它深刺在心底鲜血流到身边时，我们展转哀泣在血泊中而不能逃逸。”

心上插着情和理的双刃剑，倒在血泊中。这是中国第一代新女性的形象。石评梅曾在去陶然亭悼念高君宇回来以后，给友人写信：“在这个悲惨默默的荒郊外，参观这个最后一幕的舞台，虽然是别人的事，然而又何尝不是自己。”她有篇文章叫《我只合独葬荒丘》，这个题目来自高君宇在同石评梅逛陶然亭的时候触景生情，朗诵《茵梦湖》的诗句：“死时候呵死时候，我只合独葬荒丘”。《茵梦湖》是个什么小说呢？它是一位德国作家施托姆的作品，写的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的悲剧爱情故事，女子被迫遵从母亲的意愿嫁给别人，有情人终不成眷属，是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发出的悲怆控诉，因此这本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风行一时，和高君宇、石评梅的故事也形成某种对照。

高石的爱情故事之所以能在民国时期广泛流传，因为它同时符合了新伦理与旧道德、五四审美与传统趣味。不过我觉得，与其说石评梅殉的是高君宇，不如说她殉的是她心中的爱情理想。石评梅自己非常清楚，她真正爱的，也许恰是死了的高君宇，是想象中的高君宇。而在高君宇生前，她始终以独身主义自居，拒绝接受高的感情。

在我看来，石评梅既不是作死，也不是恋爱脑，而是在用生命践行鲁迅借子君之口说出的那句话：我是我自己的。“我是我自己的”，宣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主命运的诉求。而石评梅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这句话，甚至走到了某种极端，“我是我自己的”，我的身体、情感乃至生命都是我自己的，由我自主决定取舍予夺的权利，不以他人的意志、外界的因素为转移。在高君宇生前，无论他再怎么追求，她也不给予他所希求的爱；在他死后，无论旁人再怎么劝阻，她却执意奉上自己的心、甚至生命。这种近乎执念的对“自我”意志的追求，导致了她生命的悲剧性。但是，在石评梅的身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在中国最初的萌芽。“我是我自己的”，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第一代新女性在新旧之间求索挣扎、血肉模糊，用生命践行的誓言。

从这几个小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北京公园非常丰富的面向。文人学者在这里社交、聚会，讨论时政和文学、编辑期刊；新青年、新女性在这里组织社团活动、搞革命、谈恋爱；即使是没有高等学历的小镇青年，也可以在这里得到知识和美育的熏陶，甚至通过公园的茶座聚会，进入新文化的核心圈。

公园是民国北京最重要的公共空间，它承载了近代国人的理想——对于一个新的城市、新的文化、新的国民、乃至新的国家的追求和向往。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，联络越来越便捷，人与人的距离看似越来越近了，却也许越来越远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电子设备和社交帐号里。也许，是时候走出去，“到公园去”，感受与自然的交流、与他人的交流、与自我的交流。毕竟，梁启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，已经下了结论：“一日不到公园，则精神昏浊，理想污下”。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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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载于“GQ报道”，感谢作者林峥和“GQ报道”授权海螺转载。标题为海螺自拟。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。

本期编辑 ｜ 吴敏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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